清华门口的垃圾

很多来北京游玩的游客都会去北大、清华朝圣一下中国的最高学府。尤其是暑期，带孩子来北京游玩的家长们的行程里，北大、清华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景点。

由于暑假旅游团太多，进北大清华参观要排队几个小时。更让人无语的是，排队现场垃圾遍地。

“我们两个人在这边打扫，每天垃圾都很多，干活用的环卫车每天能装满七八车。”一名环卫工人说。

“这素质和名校格格不入啊，别去凑热闹了！”很多网友感慨地说：有些家长孩子与北大清华的差距，不仅仅是成绩！

想起最近在微博上看到的另一组照片——洛杉矶机场外的中国学生vs日本学生：

（中国孩子）

（日本孩子）

著名教育家李振村曾提出过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中小学12年纪律教育没有培养出高素质公民？

中国中小学纪律教育的强度和深度，在世界范围内恐怕都是名列前茅。走进全国各地中小学校园，目光所及无不秩序井然。课内课外，各种活动，看上去孩子们似乎都很遵守纪律。课间操、运动会上，从几百学生到几千学生，都能做到阵列绝对严整，动作高度一致，比受检阅部队差不到哪里去。

我们一直强调个人要对集体负责、个人荣辱与集体荣辱息息相关。当集体不存在了，或者我们离开集体了，我们还需要对它负责吗？于是，才有了这样的中国特色的双重人格现象：在班级是个好孩子，在家是个小霸王；在学校乖顺守纪律，出了校门为所欲为。

有个现象一直困扰：中国中小学纪律教育的强度和深度在世界范围内大概也是数得着的。走进全国各地中小学校园，目光所及无不秩序井然。课内课外，各种活动，看上去孩子们似乎都很遵守纪律。课间操、运动会上，从几百学生到几千学生，都能做到阵列绝对严整，动作高度一致——很多校长都以此为荣为傲，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就时常看到校长们上传的比受检阅部队还要整齐的学生队列。

可是，这些在校园里如此遵守纪律的学生，成为社会上的公民以后，却变成了世界上最不守秩序的群体之一：不夸张地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凡是有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几乎不可避免地就有拥挤、争抢、喧哗。

心理学家说，一个行为重复21次就可以形成习惯。从小学到高中，一个孩子在校园里接受排队、讲究卫生等纪律训练几千次应该有了吧？为什么几千次的重复训练并没有让学生养成守纪律的习惯？

问题还不仅仅在“高压”教育，目前学校的一些礼仪教育甚至根本就是无用的。比如在所有小学都能见到的少先队礼，北京玉泉小学高峰校长就表达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观点：在校园里让孩子们行少先队队礼并不合宜。其一，少先队礼是少先队组织的礼仪，这种组织礼仪怎么能成为校园常态生活礼仪呢？其二，训练学生行了六年的少先队礼，可是到了初中就取消了。这也就意味着六年的训练基本上做了无用功。初中该行什么礼？谁也不知道了。

还有鞠躬，很多学校都要求学生见了老师或者客人要鞠躬，可是，有哪位老师或者客人认真地给学生鞠躬？很少见到！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行礼一定是相互的，它意味着彼此的尊重和礼貌，即便是师生之间也应如此。当孩子的礼仪行为得不到正向“回应”的时候，这种刻意训练出来的单向度礼仪又岂能延续下去？

归根结底，礼仪是为了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的。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并没有普遍意义上的鞠躬文化，除了特定场合（比如拜师仪式、追悼会等），成人在日常生活里一般很少互相鞠躬。既然如此，有必要单向训练学生鞠躬吗？如果是在日本，那当然要正儿八经、认认真真地训练鞠躬，因为鞠躬是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礼仪。

关于12年中小学纪律教育没有培养出高素质公民这一话题，我也曾跟美国著名小学教育家、《第56号教室的奇迹》作者雷夫·爱斯奎斯探讨过。

雷夫的回答是：中国的情况我不好评价，但是我可以说说我的做法。有一次，我带着我们班级的孩子到林肯纪念堂游学。孩子们都带着笔记本在纪念堂里安静地参观、记录，只有一个男孩在纪念堂里又跑又跳还不时喊叫。服务人员找到我说：”这个学生真给你和你的班级丢脸！“

我把那个孩子喊过来，满脸严肃地对他说：”刚才这位先生说你给我和我们班级丢脸了，你认为是这样吗？“那个男孩不吭声，他大概也认为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非常明确地告诉他：”在这个纪念堂里，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你这样乱跑乱叫，丢人的是你自己，所有人都看到了你是一个多么没有教养的孩子。但是没有人会认为我缺少教养。“听完这话，孩子满脸通红，接下来就乖乖地参观了。

听了雷夫的这番话，令人恍然顿悟：雷夫是让每个孩子意识到要对自己负责任而不仅仅是对集体负责！如果每个人都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了，那么整个集体的面貌就会从根本上改变。而中国几十年的做法恰恰相反：我们一直强调个人要对集体负责、个人荣辱与集体荣辱息息相关。当集体不存在了，或者我们离开集体了，我们还需要对它负责吗？于是，才有了这样的中国特色的双重人格现象：在班级是个好孩子，在家是个小霸王；在学校乖顺守纪律，出了校门为所欲为。

2

听一位旅德华侨分享的故事，不难找到答案。

这位华侨有一次回国，参观了一所幼儿园。看到的场景，令她惊诧不已：

老师喊着“一二一”口令，带领两队小朋友整齐踏步走到操场。然后，老师开始布置队形，分男女两队，按身高由矮到高排列。

这个过程对老师来说相当痛苦，因为孩子们到了室外都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说话嬉闹，老师说的话，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

这位老师在天性好动的小朋友中间，一会儿对着一个正在说笑、不小心站到女孩队伍里的男孩一脸厉色地说：“XXX，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一会儿又对一个跑到别人队伍的小朋友呵斥：“我不是让你站这里的吗？不要乱动！”

老师忙活了十几分钟就只干了一件事：整顿纪律——让孩子们按照她的要求站好队。因为孩子门不太认真听老师说话，她越来越没耐心对孩子和颜悦色，表情和语气变得越来越严厉生气。老师累，孩子累，在旁边观察的华侨也累。

这与德国学校的室外自由活动场面反差极大：在德国，没有齐步走，没有男生女生分开且按身高站队。

德国学校那么自由散漫，出来的孩子能遵守规则和纪律吗？事实上，德国人遵守规则是全世界出名的。

德国是怎么教孩子遵守规则的呢？德国没有“听话”一说，老师和家长从不要求孩子“听话”，他们教孩子在学校尊重同学，友好相处。

比如，德国幼儿园没有强制性午睡，不想睡的孩子可以自由活动，但有一条规则需要遵守：不能在别的孩子午休时大声喧哗。你不睡是你的自由，但打扰到其他在睡觉的孩子就不对了。相比之下，国内幼儿园对午睡时间做了统一的规定和限制，不考虑个体的需求差异，仅仅是为了方便老师管理学生。

也就是说，中国学生守的是纪律，德国学生守的是规则。

规则是人性的。规则的建立，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大众，保护弱者不被侵犯，防止强者为所欲为。在一个规则健全、人人遵守的社会，每个人都是规则的受益者，尤其是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人。

而纪律是逆人性的。纪律的制定，主要是为纪律制定者服务，通常是为了让一方绝对服从另一方，不能质疑，更不能挑战。它是纪律制定者以纪律之名限制服从者行为的工具。

3

为什么中小学12年纪律教育没有培养出高素质公民？因为中国学生遵守的，不是规则，而是纪律！

纪律的逆人性，意味着纪律很难激发孩子内在的秩序感和规则感，从而被自觉遵从。纪律的维持只能靠外力的强压。

比如很多学校，每天都会安排学生轮流执勤，执勤学生带着执勤标识，拿着小本子满校园转悠，发现违规违纪现象立马记录，对违纪学生所在班级进行扣分。班主任都害怕扣分，就想出了各种严厉措施约束自己班级的学生。

当下中国中小学校园里秩序井然的“真相”，其实只是“高压”之下形成的假象！“高压”建立了一种看不见的恐惧氛围，在这种恐惧里，孩子们会小心翼翼，避免触雷。但内在的秩序感和规则感却并没有因为这种外在压力而形成。“高压”一旦解除——比如毕业走向社会，进入“常压”环境，学生很快就原形毕露。于是，才有了这样的中国特色的双重人格现象：在班级是个好孩子，在家是个小霸王；在学校乖顺守纪律，出了校门为所欲为。

现在一些国家称呼中国游客为“蟑螂”，以至于中国领导在会见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时都笑称：“插一句啊，也要教育我们的公民到海外旅游讲文明。矿泉水瓶子不要乱扔，不要去破坏人家的珊瑚礁。”在此背景下，确实有必要下更多的力气，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内在秩序感。

一方面，我们要少一些逆人性的纪律。比如几乎所有小学都会让孩子行少先队礼，可是这种礼仪并非常态生活中的礼仪，小学训练了六年，到了初中就取消了，这也就意味着六年的训练基本上做了无用功。

另一方面，要多一些人性的规则。孩子们参加集体活动，不必非得像士兵一样排成严整队列，能够不争不抢、有序行走就可以了。集体聚会，我们也不要求孩子一定坐得横平竖直，大致整齐即可。孩子们见了客人，能够微笑致意、挥手问好也就可以了，不必鞠躬或者行少先队礼。

更为关键的是要告诉孩子规则背后的道理，只有理解了规则，孩子才能发自内心的遵守规则。规则不是条条框框、白纸黑字，规则不是一种命令，规则是一种同理心、体谅心。

日本有一种文化，叫做“不给别人添麻烦”，比如不小心把水洒在了地铁座位上，即使下一站就要下车，也要想办法擦干净，这样下一位乘客就不会觉得麻烦。说到底，规则就是替他人着想。

前不久，南京地铁站里的一群农民工师傅惊艳了微信朋友圈。

一群农民工师傅看着一班班列车驶离，迟迟不愿上车。原来，他们怕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影响其他乘客，还说：“年轻人上班要赶时间，让他们先走，我们不赶时间。”足足等了2个小时，他们才搭上列车。

回到本文开头北大清华校门外的那组照片，

不得不说，

素质真的比学历重要多了！